2010年《半月谈》第三期
第3期【半月评论】——迎接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
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首次明确提出关注新生代 农民工问题。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1980年、1990年后出生,现在外面打工的青年。他们占到全国1.5亿农民工的6成,大约有一亿人。对一号文件的这一新提法,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。正如人们所议论的,拖着“拉杆箱”进城的他们和“扛着蛇皮袋”进城的父辈们最大不同之处在于,后者可工可农,可进城可返乡,而前者当中很多是“五谷”不识、从没下过田土的“农盲”,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圆“城市梦”。受教育程度高、职业期望值高、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,工作耐受力低--有人把这一群体描述为“三高一低”。
改革开放30多年,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。但是,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等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称,中国“社会结构滞后经济15年”。以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为例,他们身处城市,城市却拒绝接纳,根在乡村,乡村已无法回归。在社会保障、就业培训等很多方面没有被城市所充分容纳。他们,正是“社会结构滞后”的代表性群体。
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在中国的舞台上走来,我们首要的姿态应是拥抱、欢呼。
他们,是中国产业发展可依赖的人才大军。一切资源之中,人的资源最宝贵。相比父辈而言,他们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,见识大为丰富,接受新技术、新知识、新信息、新生活方式的能力大大加强。事实上,他们大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、服务业等的主要劳动力来源。当中国步入老龄化时代,他们将是中国发展最活跃的生产力群体。
他们,是中国城市化最有潜力的群体。今年的一号文件,侧重支持城乡统筹以及城镇化发展。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更深刻地意识到,中国经济发展的可靠支柱与巨大潜力在农村的消费与农民的城镇化。这一亿人的父辈,或许半辈子在城里寻找生存发展的机会,但灵魂深处还是顽强维系着“叶落归根”、还乡定居的乡土情结。而梦想城市生活、积累一定资本的他们,无疑将是城镇化的热烈响应者。
但我们确实不能回避,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新课题。蓦然回首,他们来得如此快,如此庞大,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,政府与社会还缺乏足够的准备。迎接他们,须总结借鉴近30年对待农民工的经验与教训,政府的治理要创新,民间的力量要参与。
迎接他们,就不应使之成为被城市冷漠对待的一群。他们虽然摆脱了收容遣送等旧规定的束缚,养老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开始得以分享,然而在就业机会的获得、同工同酬、劳动维权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平等、被歧视的方面。他们虽然在城市里奋斗,但常常只能栖身工棚或棚户区,无法像城里人一样进入廉租房居住。如果说,他们的父辈给社会的压力主要是就业,那么他们面临的身份认同、性、婚姻、保障等问题,则远远超出了就业的范畴。
迎接他们,就要避免他们成为颓废消极的一群。南方一个大省3大监狱一份调查报告指出,农民工罪犯9成在26岁以下。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完全看不出他们父辈们所具有的勤劳、坚忍、节俭与执著,在城里找工作挑肥拣瘦、嫌累怕苦,大事做不了、小事不愿做。或滞留城里游荡,或回乡后偷鸡摸狗,令留守村里的老农摇头叹息,令基层派出所头痛。他们当中部分人极易形成游民,成为社会秩序的潜在挑战者。
迎接他们,就要力争使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成为可以向上流动的一群。人出生之初的不平等,是不同国家 、不同时期存在的普遍社会现实 ,但是一个正常、健康的社会,除了以健全的社会保障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,还应该给每一个人的发展提供公平均等的机会。如果贫民能够通过努力成为富有者,文盲能够通过努力成为知识分子,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弟能够通过奋斗,成为企业家、官员 、教授--这样的社会,才会充满活力、和谐稳定。
迎接他们,就要让他们成为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群。尽管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,尽管他们就居住在城里,但是在城市的舆论场里,他们如同隐士,社会很少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。他们的户籍在乡村,但是很多人没有回乡参加村委会主任“海选”,而在城里他们又往往难以参与政治选举与公共生活。他们应该尽可能被纳入到政治参与的进程中来,从而能够理性、大声地表达利益诉求。
当这一亿新生代农民工走来,每一级政府、每一个公民须明白:没有这一群人的和谐,社会就难以和谐;没有这一群人的成长,中国就难以科学发展;没有这一群人的幸福,我们的国家就很难说使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增加;而从长远来看,没有这一群人的自由发展,其他“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”就难以具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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