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治“醉驾”，人人平等

　接连几起酒后驾车导致的血案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严厉整治“酒后驾驶行为”专项行动。基于官员身份的特殊性，“如何处置醉驾官员”自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———广州番禺某镇那个被查时称“醉驾是工作需要”的纪委书记梁某就是其中一个。媒体调查发现，梁某19日晚被查，然而事发当晚梁并未被拘，次日上午还照常上班。番禺警方解释称等抽血结果出来后再拘并无不妥，公众则质疑“这样做会给醉驾者逃脱惩处的机会”(8月23日《广州日报》)。

　　如果逮住的是个无固定职业和住所的人，这么做醉驾者就很容易逃脱。依据有关规定，在强制抽血的检验结果出来前，有醉酒嫌疑的驾驶员应该被控制而不能放回去，除非当事人出现身体条件不允许的特殊情况———如此看来，番禺警方对醉驾官员梁某的惩处就有了袒护之嫌———这种做法，既伤害了整治“酒后驾驶行为”专项行动的公信力，也容易使醉驾问题激化为官民矛盾。

　　醉酒驾车是一种普遍性、平均分布的问题，人人都可能醉酒，人人都可能开车，人人醉酒开车都会危及交通安全。所以，醉酒驾车是醉酒者对公共规则和公共安全的侵犯，是醉驾者与公众的矛盾，而不是富人与穷人、民众与官员、强者与弱者的矛盾。也就是说，公众的“敌人”是无视法律的醉酒驾车者，而不是官员或者富人。

　　但是，如果执法者在整治“酒后驾驶行为”专项行动中不能公正执法，不能严守程序、严格执法、一视同仁地惩处每一个违法者，就会很容易激起民众敏感的愤怒，从而使本属公共矛盾的醉驾问题演化为官民矛盾、官民对立，甚至官民冲突。

　　平民违法必究，而有些官员则能依靠权力的羽翼轻易逃脱法律的惩罚，这是法律缺乏公信的制度根源之一。在这种语境下，公众对“公正执法”充满怀疑，对法律能否平等地惩罚违法的官民充满不信任。于是，每逢有针对某个社会问题的专项行动，舆论的眼睛总是本能地顺从着民众而紧盯官员群体，很自然地将“能否一视同仁地严惩官员”视做执法是否公正的衡量标准，以“有罪推定”逻辑紧盯每一个执法细节，试图从中找出证据印证自己的猜想。

　　在这种舆论的聚光灯和放大镜下，执法者哪怕有一点儿程序瑕疵，也会被敏感的舆论抓住把柄，成为公众发泄不满情绪的出口。一起普通的社会事件就可能激化成严重的官民矛盾，邓玉娇案是这样，胡斌飙车案也是这样。番禺警方违反程序让醉驾的纪委书记“照常上班”，显然使矛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:人们不再将矛头指向醉驾者，而指向官官相护，指向法律对官员的包庇，指向违法不受追究的特权。本是醉驾者与公众的矛盾，就这样演化成民众与官员群体的矛盾。

　　这种矛盾转化，既使整治“酒后驾驶行为”专项行动的公信力大打折扣，又激化了官民冲突，更有害于醉驾问题的整治:官员违法受到袒护，我们有什么理由尊重法律呢?人们沉浸于官民冲突的受迫害想象中，而忘记了醉驾是一种公害。

　　理性的执法者，应该能敏锐地感受到公众的这种情绪，知道对权力充满不信任的公众这时会紧盯着官员群体，等着从执法细节中寻找程序瑕疵———所以在针对醉驾的执法上，越是涉及到官员的案例，越是要严格依据法律程序，严厉执法，透明公开，一视同仁，绝不护短，借此向公众传递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信心，消除公众的疑惑。